从军行其一王昌龄赏析

《从军行》是汉代乐府《平调曲》名，内容多数写军人的战斗生活。唐代以来，王昌龄等都有以此为名的诗篇流传，表达一种士子从戎，征战边庭的过程和心情，。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从军行其一王昌龄赏析，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原文】

从军行（其一）

王昌龄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赏析】

这一首，刻画了边疆戍卒怀乡思亲的深挚感情。

这首诗，笔法简洁而富蕴意，写法上很有特色。诗人巧妙地处理了叙事与抒情的关系。前三句叙事，描写环境，采用了层层深入、反复渲染的手法，创造气氛，为第四句抒情做铺垫，突出了抒情句的地位，使抒情句显得格外警拔有力。“烽火城西”，一下子就点明了这是在青海烽火城西的瞭望台上。荒寂的原野，四顾苍茫，只有这座百尺高楼，这种环境很容易引起人的寂寞之感。时令正值秋季，凉气侵人，正是游子思亲、思妇念远的季节。时间又逢黄昏，“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诗经·王风·君子于役》）这样的时间常常触发人们思念于役在外的亲人。而此时此刻，久戍不归的征人恰恰“独坐”在孤零零的戍楼上。天地悠悠，牢落无偶，思亲之情正随着青海湖方向吹来的阵阵秋风任意翻腾。上面所描写的，都是通过视觉所看到的环境，没有声音，还缺乏立体感。接着诗人写道：“更吹羌笛关山月”。在寂寥的环境中，传来了阵阵呜呜咽咽的笛声，就象亲人在呼唤，又象是游子的叹息。这缕缕笛声，恰似一根导火线，使边塞征人积郁在心中的思亲感情，再也控制不住，终于来了个大爆发，引出了诗的最后一句。这一缕笛声，对于“独坐”在孤楼之上的闻笛人来说是景，但这景又饱含着吹笛人所抒发的情，使环境更具体、内容更丰富了。诗人用这亦情亦景的句子，不露痕迹，完成了由景入情的转折过渡，何等巧妙、何等自然！

在表现征人思想活动方面，诗人运笔十分委婉曲折。环境氛围已经造成，为抒情铺平垫稳，然后水到渠成，直接描写边人的.心理“无那金闺万里愁”的心情。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征人思念亲人、怀恋乡土的感情，但不直接写出，而是从深闺妻子的万里愁怀反映出来。而实际情形也是如此；妻子无法消除的思念，正是征人思归又不能归的结果。这一曲笔，把征人和思妇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就全篇而言，这一句如画龙点睛，立刻使全诗神韵飞腾，而更具动人的力量。

【诗人简介】

一、王昌龄之生年

关于王昌龄的生年，由于资料甚少，今学者中有诸多说法。闻一多在其《唐诗大系》中，推测王昌龄的生年在公元698年，其根据未有陈述。谭优学《王昌龄行年考》从闻一多之说，未有新论。傅璇琮《王昌龄事迹考略》沿袭其说，推测出生年为公元690年。有胡问涛《王昌龄年谱诗系》中认为生年为公元692年。后蒋长栋《王昌龄评传》在谭、傅二人推论中推出生年应在公元695年。

以上诸家对王昌龄的生年均有考证，关于王昌龄的生年，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寻求内证。

王维在《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中称昌龄为“江宁大兄”，王维生于公元701年，则王昌龄生年早于王维，应在公元701年前。王昌龄有诗《代扶风主人答》，诗中先有描述自己西北边塞从军之行，从边塞归来，抱负未展，郁郁不得志，后诗人借扶风主人之口劝慰，“少年与运会，何事发悲端。天子初封禅，贤良发羽翰。”《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玄宗封禅在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冬，“初封禅”应在此后不久的公元726年间。此时，诗人刚从边塞归来，被主人称之为“少年”，这时他年龄应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若是生于公元690年或692年，此时已有三十多岁，若生于公元698年，当时则有二十八岁，称少年尚且合适。

又有王昌龄有诗《宿灞上寄侍御玙弟》：“孤城海门月，万里流光带。不应百尺松，空老钟山霭。”该诗作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此时诗人年近五十，再加上诗人年少家穷，身体不佳，年过半百早已白发苍苍，与诗中的“空老”也极为相符。

再有闻一多在《岑嘉州系年考证》中提到，岑参作诗《送王大昌龄赴江宁》送王昌龄，该诗作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对酒寂不语，怅然悲送君。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诗中有“白首”二字，或见当时诗人年纪不小。昌龄生于公元698年，此时已有四十二岁，年近半在，说“白首”亦合适。然傅璇琮《王昌龄事迹新探》一改旧日之说，认为岑参诗中所说“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只是一种设喻，说生逢明时未能得用，那就即使白首攻文，也是徒然。傅先生认为以“白首”证其生年并不严谨准确，因此，对王昌龄生年的推断大致可以确定在公元698—公元701年之间。

二、王昌龄之籍贯

关于王昌龄的籍贯，历来说法有三：

“京兆王昌龄”见《旧唐书·文苑传》卷一九〇与《全唐诗》卷一四〇。

“太原王昌龄”见《唐才子传》与《河岳英灵集》。

“昌龄字少伯，江宁人”见《新唐书·文苑传》卷二〇三、《唐诗纪事》、《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唐诗品汇》。

史料对王昌龄记载并不详细，关于其籍贯且多有出处。今人根据史料多有研究，尚未有一定论。分析诸家之说后，可以认为“江宁”只是王昌龄官谥，既不是其郡望，也不是其籍贯。这一说法，现在研究者中多数赞同。

“太原王昌龄”之说，胡问涛先生否认了太原是其籍贯的说法。胡问涛先生在《王昌龄年谱诗系》中指出：《河岳英灵集》提到‘太原王昌龄、鲁国储光义’云云，均不指籍贯。且认为昌龄是客居在太原，《洛阳尉刘晏与府椽诸公差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旧居太行北’，系指客居并州（山西太原）、潞州（山西长治）而言。” 胡先生否认了王昌龄太原人之说，认为诗中一个“旧”字，是诗人在客居他乡时对过去的追忆。与王昌龄同一时期的殷璠在其《河岳英灵集》中记载是“太原王昌龄”，谭优学在《王昌龄行年考》中认为，殷璠是不会将王昌龄这样著名诗人的郡望写错，而且谭先生指出在当时是有用郡望作为称呼的习惯。蒋长栋先生在《王昌龄籍贯郡望辨》中认为，“旧居”之“旧”，当“旧”到王昌龄父祖之辈或更为久远的岁月，因而也认为“太原”是王昌龄的郡望。但这一说法同样遭到了否定。

《唐才子传校注·王昌龄》中否定了“太原似亦非其郡望”一说，依据为王昌龄在诗《宿灞上寄侍御玙弟》中提到的侍御弟王玙，昌龄与王玙属一房，因为在《旧唐书·王玙传》以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王玙为琅琊望族，王昌龄“当亦同此”。这个观点同样也遭到了质疑。傅先生论证时有举出一佐证：唐人传奇的《博异志》有称：“琅琊王昌龄自吴抵京国。”《博异志》毕竟为“传奇”，作为史料证据，其可信度远不足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的记载，此其一。其二，王昌龄与王玙是否有关，这点史料记载无多，没有确信的证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王玙乃琅琊望族，身出豪门贵族，王玙父王绍，记载中只有玙一子，王昌龄若系王绍所生，作为朝庭命官，他也是不应该被遗漏。王玙的祖父王仲连、曾祖父王宠、高祖父王羲，也无法证明出与王昌龄的祖父同属一房而且，如《郑县宿陶发大公馆中赠冯六元二》：“本家蓝溪下，非为渔戈故。无何穷困耕，且欲驰永路。”王昌龄在诗中曾多次提及家境贫寒，与王玙的家境相差甚远。因此，王昌龄与王玙是亲兄弟的可能甚微。

再回看《宿灞上寄侍御玙弟》，这首诗作于公元734年，诗人任职江宁丞间，因公事暂入长安，而此时的王玙已是身居要职。诗人才高位低，字里行间不乏在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借古讽今，直言无忌，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仕途晋升，而攀附权贵，寻族认亲，与王玙称兄道弟，这在门第之风依然盛行的唐代，并不少见。

王昌龄籍贯，应为京兆长安，这在他的诗中多次有证：《郑县陶太公馆中赠冯六、元二》“本家蓝溪下”，蓝溪即是灞水。《别李浦之京》“故园进在灞陵西”；《灞上闲居》“鸿都有归客，偃卧滋阳村”；《独游》“时从灞陵下，随钓往南涧”；《题灞池》“腰镰欲何之，东园刈秋韭”。《水经注·渭水注》：“霸水又左合浐水，历白鹿原东，即霸川之西故芷阳矣，《史记》秦襄王葬芷阳者也，是谓之霸上。”在王昌龄的诗中“灞水”、“灞陵”、“灞上”、“灞池”多次出现，而且每次出现都会是具体的一个点，可以推测出王昌龄的家乡应是在长安东南灞陵以西灞水以北的滋阳村，因此籍贯应为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