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人物嚴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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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人物嚴復

嚴復(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復，字幾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時期，嚴復考入了家鄉的船政學堂，接受了廣泛的自然科學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普茨毛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留學期間，嚴復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並且尤為讚賞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回國後，嚴復從海軍界轉入思想界，積極倡導西學的啟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論》的翻譯工作。他的譯著既區別與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於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觀。在《天演論》中，嚴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理論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點，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號召救亡圖存。譯文簡練，首倡“信、達、雅”的譯文標準。主辦《國聞報》。“與天交勝”在當時的知識界廣為流傳。他的著名譯著還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羣學肄》、孟德斯鳩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政治學理論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理論較為系統地引入中國，啟蒙與教育了一代國人。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1912年嚴復受袁世凱命擔任北大校長之職，這也説明嚴復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此時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觀走向成熟，開始進入自身反省階段，趨向對傳統文化的復歸。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國種特性”會“如魚之離水而處空，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謂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於這樣一種對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更深一層的憂慮，嚴復曾經試圖將北京大學的文科與經學合而為一，完全用來治舊學，“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墜。”

一、生平大略

嚴復(1854-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幾道。他自幼聰穎，又受家學薰陶，有較好的古文功底。長大後師事黃宗彝，對儒家經典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十四歲時，因父親去世，家道敗落，不得不放棄科舉入仕，轉而入洋務派左宗棠、沈葆楨等創辦的海軍學校福州船廠附設的船政學堂，學習現代造船技術。他對幾何、代數、水重學、光學、電磁學、地質學、軍事學、倫理學、音樂等學科知識都有涉獵。1876年，嚴復被派往英國海軍學校留學三年。其間他的興趣逐漸脱離本行，轉移於西方的資本主義政制和哲學。在這一時期，他對西方學術思想的瞭解非常廣泛。他不僅對西歐近代思想家如哥白尼、牛頓、康德、培根、霍布斯、洛克、笛卡爾等有所研究;而且對古代歐洲的思想家，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伊璧鳩魯、德謨克里特等，也有一定的瞭解。而這些思想內容對嚴復影響最巨者，則是當時西歐盛行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經濟、政治觀點，在英國廣泛傳播的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哲學中的實證論、不可知論等主觀唯心論思想。這些見聞與學習經歷，使得嚴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解更為直接與深刻，比之康有為等資產階級維新派僅靠間接得來的認識大不相同，以致郭嵩燾、吳汝綸、梁啟超等都交口稱自英國歸來的嚴復“中西兼通”。這一學術造詣上的特點，為嚴復在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奠定了基礎。

回國一年後，嚴復被李鴻章調至北洋水師學堂，先後任總教習(教務長)、會辦(副校長)、總辦(校長)等職。但從政治上來説，由於洋務派名為新政，實則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雙方面妥協的本質，李鴻章對嚴復並不真正予以重用;而與此同時，嚴復對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也不滿意。他不相信李鴻章所舉辦的洋務事業能救中國，認為他們所謂的“富國強兵”之道，不過是“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根本無法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他始終認為，必須從政治制度與思想觀念上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國於富強，免於滅種亡國。因為對洋務派失去信心，嚴復企圖通過“仕宦”之途，依靠封建舊勢力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儘管他深為“仕宦之不達”而感慨萬千、牢騷滿腹，但還是開始參加科舉考試。但兩次應試，均以失敗告終。他借科舉來登上政治舞台，以實現政治抱負的願望也落空了。

甲午戰爭的失敗，使洋務派苦心經營的自強求富的事業毀於一旦，一個泱泱大國不僅敗給了一個蕞爾小國，而且還被迫簽訂空前的屈辱條約，這直接導致了帝國主義列強更加瘋狂地侵略中國，新的一輪瓜分殖民地的競賽在列強之間展開。在這種情況下，救亡圖存的問題擺到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面前，同時也給嚴復帶來巨大的心靈創痛，他在給吳汝綸的信中説：“嘗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誰其知之!”在沒有政治實力、無法實現其救國主張的情況下，嚴復採取了以譯著的方式來達到警世的目的。這在當時，應該説是他的一種新的鬥爭手段。

甲午戰爭後至戊戌政變前的三年間，維新運動蓬勃發展，嚴復在這個時期成為一個出色的提倡變法自強的理論家與宣傳家。在這三年內，他最主要的歷史功績是：第一，1895年在天津《直報》上先後發表了《論民變之亟》、《救亡決論》、《原強》及《闢韓》四篇重要論文，向封建專制主義發起了猛烈的進攻。這其中《原強》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闢韓》則對封建主義專制政治提出了最尖鋭、最嚴厲的抨擊。第二是《天演論》的翻譯。這是他最負盛名的翻譯作品，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歷史地位。第三是他與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在天津創辦了《國聞報》，內中主要社論，大半出自嚴復之手，文風尖鋭潑辣。《國聞報》與當時梁啟超在上海所辦的《時務報》南北響應，風行全國，成為宣傳變法維新的重要陣地。

然而，從本質上説，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制約，嚴復並沒有對封建勢力徹底絕望，他依然希冀得到朝廷的重用，以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在戊戌政變前後，他寫了長篇政論《擬上皇帝書》，希望光緒帝效法西方，變革政制。但無情的歷史再次將他的希望打得粉碎。在北京，嚴復親眼目睹了戊戌政變的過程。義和團運動發生後，嚴復離開天津水師學堂，先後任天津開灤煤礦華人總辦、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信譯局總辦、復旦大學校長、安徽高等師範學堂校長、北京學部(教育部)名詞館總纂等職。但他的精神所寄，仍在於繼續維新運動時期提倡西學的工作。在戊戌政變後至辛亥革命前這十餘年中，他主要翻譯瞭如下幾部資產階級著作：亞當·斯密：《原富》(1902)、斯賓塞：《羣學肄言》(1903)、約翰·穆勒：《羣己權界論》(1903)、甄克斯：《社會通詮》(1904)、孟德斯鳩：《法意》(1904-1909)、約翰·穆勒：《名學》(1905)、耶方斯《名學淺説》(1909)。它們與《天演論》一起，是嚴復最重要的八部譯著。這八種西方學術著作，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把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學術思想介紹到中國來，此後西學的傳播才開始具有明確的理論形式和思想內容。這個時期的嚴復仍以積極向上的工作，影響着近代中國思想史的進程。

辛亥革命以後，嚴復擔任了幾個月的北京大學校長，但基本上過着衰病閒居的生活。同時，他雖然在所著文章及致親友的書札中還流露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但在思想上，已完全走上保守的道路。在政治方面，他參加了為袁世凱復闢做鼓吹工作的“籌安會”，反對共和，主張恢復帝制，甚至對戊戌變法，也以“輕易猖狂”為由加以否定。在文化方面，他主張尊孔讀經，喜讀老莊，反對五四運動，走向歷史潮流的對立面。1921年，嚴復病死於故里。

綜上，嚴復的一生，從思想發展脈絡來看，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甲午戰爭以前，是其思想的發展與成熟時期;甲午戰爭至戊戌政變以前即維新運動時期，他是一個出色的資產階級維新理論家。這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戊戌政變至辛亥革命以前，他通過大量翻譯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倫理學等方面著作，介紹並提倡“西學”中的民主和科學思想，在反封建鬥爭中繼續作出貢獻。但同時受現實政治的影響，思想逐漸趨於保守;辛亥革命後到他去世之前，他雖仍保持強烈的愛國思想，但政治思想卻遠遠落在時代之後了。嚴復思想上的曲折變化，既體現出嚴復本人在動盪中思想發展不可避免的複雜性與多樣性，也反映了那個時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普遍特徵。

二、思想成就

嚴復的思想成就，主要包含在兩類成果中：一是他自撰的政論文章;二是他所翻譯的一系列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名著。其中尤以後者為典型。在嚴復看來，他翻譯西方著作的目的，決不在“汽機兵械”及“天算格致”，而是要直探資本主義社會的命脈所在，所以，他不僅翻譯和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説、社會學説等，還介紹了西方政治、哲學思想和自然科學的新成就。這樣，嚴復的翻譯，其意義不僅超過明末徐光啟、李之藻等對西方天文水利知識的介紹;同時也超過洋務派、維新派有選擇的支離破碎的譯書活動。不僅如此，在嚴復一生所翻譯的170多萬字的西方著作中，約有十分之一的內容是他自己撰寫的按語，它們或對名物做詮釋;或對原書觀念做補充與糾正;或對國內外實際問題提出見解，突出地反映着嚴復的政治傾向，強烈地表現着他的政治態度和主張，體現了嚴復的愛國熱情與思想精華，特別值得重視。

(一)維新以救國的政治主張

嚴復具有突出的政治熱情。他最主要的著述活動，都可以視為通過文字表現出來的方式。這一點，不僅在他的自撰文章中有表現，就是從他所翻譯的著作序言、譯例、案語中，也可以明顯看出。如他在《原富》譯事例言中指出：“夫計學者，切而言之，則關於中國之貧富，遠而論之，則系乎黃種之盛衰。故不佞每見斯密之言，於時事有關合者，或於己意有所棖觸，輒為案論。丁寧反覆，不自學其言之長，而辭之激也。”從他對所譯西方著作的取捨中，更能看出他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意圖。在他的譯著中，只有《原富》、《法意》、《羣學肄言》、《社會通詮》四書是取原書全譯的;《羣己權界論》及《中國教育議》，只不過是較長篇的論文;《天演論》也只是赫胥黎《進化與倫理》一書的序論與本論兩章;至於《穆勒名學》則尚不及原書之半。這種選擇反映出，嚴復一方面要使人們在船堅炮利之外，更多地瞭解西洋各國之強盛的根本即社會政制思想;另一方面則要將西方學術著作中，他認為最切合中國現實狀況者，視其先後緩急和時勢之需要而介紹給國人。

在具體的政治主張方面，嚴復的思想可概括為如下幾點：

第一，主張變法維新。這一認識主要體現於他1895年發表於《直報》的《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和《闢韓》四篇震動一時的政論，以及1898年出版的譯著《天演論》中。經過對西方學術思想的廣泛瞭解，加上他自己的思考，嚴復開始對早年信奉的“新政”由模糊的懷疑進而加以明確的否定，認為其結果只能類於“淮桔為枳”，並不能救中國於危急之中。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提出，當前中國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變革時代。人們只有認清社會歷史的潮流，採取積極的措施，才有可能保種強國，免於覆亡的危險。“嗚呼!觀今日之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論世變之亟》)而當時的統治者並沒有認識到這一局面，依然希望用愚民的政策來平息動亂，維持表面上的大一統;用科舉制度來牢籠天下，防民造反;用閉關自守的辦法來苟延殘喘。掌握國家政權的封建頑固派則抱着對外國的成見，一方面狂妄自大，一方面對外國的侵略束手無策，最終損害了國家利益。因此，從救亡圖存的角度出發，就必須學習西方國家的強兵之術與民主制度，順從“浩浩成江河”的天下形勢，否則，“其禍可至於亡國滅種，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論世變之亟》)。嚴復用以宣傳維新變法的理論工具，最重要者是進化論。通過《天演論》的翻譯，嚴復告訴國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自古以來萬物適用的公理，如果再盲目自大，不思進取，必將為“天演”公例所淘汰，到那時中華民族將“無以自存，無以遺種”。

在這一認識基礎上，嚴復提出了救國的根本出路：第一是“鼓民力”。因為國家是由人民組成的，那麼國家要富強，先要人民的體力強健，才可以和外族競爭。因為一切兵戰學術都需要強健的體魄。第二是“開民智”。這主要是指學習西方科學方法。中國人讓六七歲童子就讀高深的哲理，對於開發智慧毫無用處。就是科舉、考據、詞章、義理、心性之學也非真知識。相反，這些東西嚴重地束縛了中國人的思想，造成了錮智慧、滋遊手、壞心術等嚴重後果。因而要廢除科舉取士的八股制度，設學堂，講西學，以研究自然、注重實驗為主。第三是“新民德”。中國的教育只限於少數士人享受，其他的農工商賈各階層都沒有受良好的教育機會，所以德育根本談不到。因此，要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觀念，代替中國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倫理道德，把教育真正普及到大眾中間。第四是“立憲政治”。其主要措施包括鄉舉裏選與土著為吏兩個方面。所謂鄉舉裏選，就是由民間選出代表來設立議院，決定一切人材的使用，法制的廢立都由民意為標準;土著為吏就是地主自治，使一地方的人自己推舉代表來管理當地的政治，養成百姓自治的能力。而在這四者之中，以開民智為最重要。只有老老實實從“愈愚”的教育文化工作做起，從全民族的教育即人的素質全面提高上着手，才能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

第二，強烈抨擊封建專制主義。在《闢韓》篇中，嚴復對韓愈的名著《原道》所提出的君主起源理論，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它首先有力地批駁了韓愈宣揚的“聖人”萬能論，認為在人類社會初起之時，如果存在“聖人”的話，那麼他們都必須是野獸而不是人，否則必然遭到自然界的傷害而夭亡;其次，《闢韓》還批判了韓愈關於君、臣、民三者關係的認識。指出，老百姓是從事生產，互通有無，共同生活的，決不是隻為了供養國君。君和臣是老百姓根據自己的需要而設置的，國君和大臣如果不能實現為民除害的使命，就應該被拋棄，並引用莊子“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的話，來揭露封建君主“竊國大盜”的本質。從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原道》在揭示古代社會國家產生、發展的進程方面，不無理論價值;而對封建君主制的批判，早在明末清初即已出現，但嚴復的論述，是第一次運用西方資產階級“民約論”思想，對傳統政治體制與歷史觀唸的否定，這在當時不啻為震天的驚雷，其所起的歷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與此同時還應當看到，嚴復之批判封建專制，並不徹底反對君主制，而是有所保留，希望依靠開明君主的力量來推行維新事業，在《救亡決論》中，他就勸光緒皇帝學習先祖康熙“勤苦有用之學，察究外國之事”。這種傾向在他的晚年，由於社會歷史背景和階級地位的緣故，變得尤為突出。

第三，與反對專制相應，嚴復對民權(民主)問題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他通過對西方政治制度的考察，提出西方人民知道政府為人民辦事，所以“趨死以殺敵，無異自衞其室家”;“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約，而非率上之制”(《原強》)。在這樣的社會中，人民是自由的，有權力參預國家大事的決策。他還進一步強調説：“吾未見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國可以自由也;其民之無權者，其國之可以有權也。……民權者，不可毀者也。必欲毀之，其權將橫用而為禍甚烈者也。毀民權者，天下之至愚也。”這是他早期翻譯《原富》中的一段按語。在翻譯《法意》時，這個原則仍沒有變。他説：“民主者，治制之極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他還通過《法意》一書的翻譯，集中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政治學説與資產階級“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這種“三權分立”的學説，與封建帝王所掌握的至高無上的權威是根本不相容的，它不僅給歐洲的法國封建王朝以沉重的打擊，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歐美各國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它被介紹到中國來，無疑也在客觀上否定着封建專制的統治，影響着人們的政治觀念，給近代中國的思想界帶來了新的活力。

總而言之，為了抵禦外國侵略，為了宣傳變法維新，必須找到一些理論武器。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與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觀念都不能擔負起這個任務。嚴復從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並運用這些理論武器，站在時代前列，對封建主義制度進行了激烈的批判，表達了人民救亡圖存的願望。但由於資產階級改良派根本立場的限制，嚴復在具體地分析中國現實社會問題的時候，又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理論上的折衷與調和。

(二)黜偽崇真的學術思想

要維新，只有學西方，這是戊戌變法時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共同信念。由此出發，嚴復高舉“西學”旗幟，從學術角度對“舊學”進行了理論批判。他的這一批判工作的顯著特點是：在對中學和西學進行對比的基礎上，運用自然科學經驗歸納的方法，對“舊學”的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以及“舊學”的主要內容，包括宋學義理、漢學考據和辭章等加以全面的否定，同時將西方經濟、學術等思想理論大致系統地介紹進來。

第一，在中西文化比較方面，嚴復認為，中西文化之間的本質區別在於：“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為學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正是這種文化上的巨大差異，導致了中國的落後。因此，中國傳統的舊學是“無用”和“無實”的。從邏輯思維的角度來看，舊學之所以無用、無實，是因為它不是從考驗事實出發，而是從古書成訓的教條出發，不問理之然否而盲目崇信，他認為，舊學所據以進行演繹推理的大前提是先驗的，所以其結論也是錯誤的。他認為，作為演繹推理出發點的大前提必須是從科學中歸納得出的可靠知識，例如數學中“公論”(即公理)，決不是什麼“心成之説”，而是經由“內籀”(歸納法)，研究了個別的、具體的事物而抽出其中的共性所得到的。嚴復大力宣傳自然科學，反對封建主義的舊文化，要求從古書成訓的傳統名教下解放出來，這在理論上具有自發的唯物主義傾向，而在實踐上則反映了十九世紀末中國資產階級需要依賴科學去發展工業，並藉助於科學去激勵自己對前途的信念。

另一方面，嚴復對西方文化的介紹與研究又是有所鑑別與選擇的，如他贊同斯賓塞關於自然進化規律也適用於人類社會的觀點，但卻不同意其“任天為治”、弱肉強食的消極觀念。到了晚年，他的中西文化觀有所改變，提出了“拿來主義”的重構傳統文化、實現文化自我更新的方案，他稱之為“熔中西為一冶”，“合一爐而之”，主張對儒家思想學説“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這些具有辯證法精神的觀點和方法，直到今天仍然給我們以啟示，值得借鑑。當然，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觀並不全面，更不完全正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轉向對西學的完全否定，將其概括為“殺人利己，寡廉鮮恥”，轉而從“澤被寰區”的傳統文化中尋求精神寄託，就充分證明他對中西文化的瞭解並不透徹。但在維新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他的上述認識卻對開啟思維、轉變思想觀念，從而推動歷史進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哲學思想方面，嚴復的歷史功績主要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宣傳進化論，二是提倡唯物論。從哲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主張進化發展，提倡變法維新，無疑對中國傳統哲學中“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概念做了根本的否定;與進化論相關的“人定勝天”的認識，也在充實、發揮中國古代哲學積極因素的基礎上，具有了更多的唯物主義的傾向。關於對唯物論的闡發，嚴復則多是結合翻譯西方著作時對中西方哲學思想的梳理而展開的。他認為，世界是由物質構成的，“物之存亡，系其精氣，鹹其自己，莫或致亡”，“非人之能為存亡也”。就是説，物之存亡都是它自身的精氣所決定的，不以人們的主觀意願為轉移。在這一點上，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所説的“道”就是自然，就是以太，“道即自然”。這就堅持了唯物論的基本立場，從而高於康有為等維新派在“以太”問題上的唯心論。基於這一觀念，他還明確區分了中國哲學史上所存在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派別，並結合自己的譯書工作，對荀況、劉禹錫、柳宗元等唯物論思想家加以推崇，對孟子、韓愈、程朱陸王等唯物心論哲學家的加以貶斥，並引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德謨克里特的原子論，來佐證唯物論的正確性

為了推行維新主張，嚴復還針對清末流行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提出了“體用為二”的原則。他認為，體與用應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不能分開的。“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亡。”從理論上看，嚴復的這種認識並不完全正確，但在當時，卻在反對洋務派名為新政，實則妥協投降的“中體西用”觀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也為資產階級世界觀和政治制度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提供了積極的思想基礎。

但與此同時，嚴復的唯物主義觀點並不徹底。當他批判唯心論時，又説外力作用決定着事物的發展，從而陷入機械唯物論;當他自覺地表明自己的哲學觀點時，又往往回避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條路線的對立，而以一個超然者自居，採取了中間派的態度，説自己是一個不可知論者;當他尖鋭地批判陸、王心學並攻擊封建主義的舊學時，他要求人的主觀認識符合於客觀實際;而當他聲言自己是不可知論者時，便背棄了這個基本立場，説客觀實際雖然存在，但人的主觀認識是否最後能夠符合於客觀實際，那就不是人所能知道的了。所以，儘管他堅持着外物是客觀的存在，並且是人的感官意識所由發生的原因，即他所謂“有外因，始生內我”，然而，只要他認可“因果同否，必不可知”，就轉向了唯心主義。這表現出嚴復在反對舊學鬥爭中的軟弱性。

第三，在經濟學方面，嚴復是介紹資產階級古典學派經濟理論到中國來的第一人，也是介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到中國來的第一人。他的經濟思想，主要體現於《原富》的翻譯之中。在翻譯這部書時，他加入了多達300餘條，共計數萬字的按語，系統介紹了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並根據這些原理，結合中國進步的經濟思想，針對當時的現實，批判了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經濟學説和政策，並對中國經濟的改造提出了意見，即全盤接受資本主義並發展工商業。為了保證資本主義經濟的順利發展，嚴復認為必須反對清政府的官辦政策及其他經濟上的干涉政策，主張“自由平通”，聽任民族資產階級自己發展工商業的民辦政策，以促進經濟發展。與此相聯繫，嚴復反對清政府各種阻礙經濟發展的腐朽制度。如他認為不裁減兵額，就不能增強戰鬥力;不整頓官制，就不能提高行政效率;不增加官俸，就不能禁絕貪腐。不僅如此，嚴復還試圖反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種種特權，以從根本上維護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他反對領事裁判權，反對客卿干政(即帝國主義侵略者干預內政，如赫德擔任中國要害部門海關的總税務司)，更反對關税協定等等。他還認為，在工業方面，最重要的是“大生財能事”，就是拿最少的工力生產最多的物品，但這決不是減低“庸率”(工資)以求工力的減少，而是應該講求採用新機器。嚴復的這些主張，一方面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爭地位，在經濟上求發展的願望，一方面也體現出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經濟滲透、侵略的愛國主義情懷。但從他的論述過程中，可以看出他所藉以論證自己觀點的論據，有些仍然是從封建經典中借來，有些則不切實際，體現出他思想上的折衷性與軟弱性。而他天真樂觀的商業資本主義的想法，在中國半殖民地化日益顯著後，也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破產的命運。

第四，在學術研究的方法上，嚴復對於西方邏輯學最為着意，這就是他所謂“於學術則黜偽而存真”的科學方法。他在自己的著作及譯作中對此均有涉及，還專門翻譯了約翰·穆勒《名學》及耶芳斯的《名學淺説》兩部邏輯學專著，並撰成邏輯學著作《政治講義》。嚴復認為：“諸公知學問之事，往往因所由塗術不同，其得果因而大異”(《政治講義》)。因此，邏輯學才是西方學術的命脈所在。嚴復在介紹西方邏輯學的過程中，對歸納和演繹同時進行研究，但從思想觀念上看，他更重視歸納法，他翻譯的《名學淺説》、《名學》，其側重點也在講歸納法的理論與方法，他的一些按語與著作中，也明顯地表露出對歸納法的讚賞：“吾黨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內籀之內”(《政治講義》)。1900年起，嚴復在上海開名學會講演名學，首開講習邏輯學之風，以《易》、《春秋》之旨比附邏輯，並運用實證的方法來批評中國傳統的心性哲學。“一時風靡，學者聞所未聞，吾國政論之根柢名學理論者，自此始也”(王蘧常：《嚴幾道年譜》)。嚴復所介紹的邏輯學之所以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主要原因就在於它從新的角度，對中國傳統學術進行了再認識。嚴復認為，中國的學術尚在混合的階段，如中國的經學，就包括有哲學、政治、文學、社會風俗等，此在西方古代本亦如是，但如今其哲學已與神學相離，心理學已與哲學相分。故而中國學術是不嚴密的，不科學的。與此同時，他又對中國傳統經典中的邏輯學因素做了一些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對其進行充分肯定。如他十分推崇《易經》，説它是一部數學、力學、邏輯學等學科的綜合著作。由此可見，嚴復依據自然科學的歸納方法論去批判舊學，在當時文化思想領域內，是有貢獻的。他開創了近代中國邏輯思想史的研究領域，明確論述了發展邏輯思維能力，掌握科學的邏輯方法的重要意義;並最早從邏輯方法論角度對中國古代學術進行了反思，對中西邏輯學説作了比較研究。但當他誇大歸納法，甚至認為依靠歸納法就可找到社會歷史的規律性，他在理論上便走向了錯誤。例如，在談到歷史研究的目的時，他反對把歷史的研究歸結為考據與辭章，主張“以前事為後事之師”，又認為應該用“最新最善之塗術”去進行研究工作。這一主張與傳統的經世致用觀念相較，雖然有其積極意義，但從本質上來説，依據這種方法，是不能找到歷史的因果關係的，充其量只能對歷史上的某些事實加以排列、分類，或者把某些表面相同的現象設想為“公例”而已。這種理論上不完備性使得嚴復在運用這些理論解釋社會現象與指導實踐中屢屢受挫，最後不得不在自己曾激烈批判過的“中學”與極力推崇的“西學”之間尋求一種妥協，從而走向時代的反面。

綜上所述，嚴復以他在哲學、政治、經濟、倫理等方面的廣泛著述，有效地批判了封建專制主義及洋務派的新政，同時開啟了介紹資本主義文明的一個新階段。他的思想成分包含着“黜偽崇真”、“更革心思”的寶貴精神，亦有着提倡民主自由以反對君主專制的改革因素。除此而外，嚴復在法律、教育、史學諸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看法，這些認識來源於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營養，又體現着嚴復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瞭解。今天看來，這些看法仍有其學術價值。比如他強調法治以及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控制人口增長，注重人口素質，徹底解放婦女，維護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説，嚴復對中西文化交流的功績是巨大的。雖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他僅僅為此搭起了一座便橋，然而這座便橋卻開闢了一條通向西方又立足於中國現實的嶄新道路，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他不愧為一個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然而，他從思想上一開始就以改良主義為宗旨，以“物競天擇，儲能擇實”為漸變的張本，所以不但不贊成革命派的行動，而且不贊成變法派的政變。他雖然批判洋務派“大抵皆務增其新，而未嘗一言變舊”，但只以天演為“時進之義”，強調“愈愚”為救國之根本。由此可知，嚴復的變法論實在是很温和的改良主義，而他的君主立憲的主張，甚至比之康梁更缺乏實踐的能力與勇氣。王蘧常所説“先生之為人，但能坐而言而不能起行者也”(《嚴幾道年譜》42頁)，深刻地説明了嚴復在理論認識與實踐活動中的特點。

(三)嚴復思想的歷史地位

任何歷史人物的評價，都不能不放在當時具體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否則就難以得出公允的結論。對嚴復的研究同樣如此，我們必須結合晚清時期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狀況，才能對其思想的前後變化及其歷史地位與影響做出客觀的認識。

嚴復所處的時代，從政治上看，是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了。這一方面表現為由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加快，西方列強開始了新一輪瓜分中國的狂潮;一方面表現為洋務派的“新政”，在現實面前以失敗告終。從經濟上看，由於帝國主義向中國的資本輸出，使得中國民族工業開始得到一定的發展，但它的發展先天不足，其前途佈滿着重重障礙。在這種情況下，醖釀已久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發動和領導的戊戌變法為標誌，彙集、發展成為一個帶有一定羣眾性的運動。

由這一背景出發考察嚴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在中國近代史的貢獻主要表現為：

第一，在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嚴復以其反對封建專制、提倡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著述與譯著，一方面宣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提醒人們意識到危機已經迫在眉睫;一方面又以極大的愛國熱情，告訴人們只要奮發圖強，變法維新，就一定會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些在近代思想界振聾發聵的認識，大大激發了人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專制政治以維護民族利益的熱情;開啟了一代人的思維，從世界觀上重新武裝了人們的思維，使他們從此具有了向西方學習的觀念，從而起到了重要的資產階級思想啟蒙的'作用。從當時來看，這些思想為戊戌維新運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論依據;而從歷史的整體觀念來看，它們對於其後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也不乏積極的影響。

第二，與政治變革相適應，近代中國在文化思想領域中也存在着資產階級的新文化與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鬥爭。在晚清時期“固有之舊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的情況下，嚴復以極大的愛國熱情，比較系統地把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文化介紹到中國來，滿足了渴望向西方學習救國真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要求，豐富和擴大了中國的文化知識領域。他所介紹的西方邏輯學開我國此類學科研究之先河，對思想界產生了深遠影響;他運用科學方法對陸王心學、佛教禪宗所作的批判，鞭辟入裏，從思想上終結了中國古典哲學的進程;他將中西方哲學聯繫起來加以考察、融合的方法與觀點，開啟了中國思想史從理論基礎到思維模式的全新框架，為資產階級世界觀體系奠定了基礎;他對封建舊學的批判，有着摧陷廓清的作用，對西學的引進與倡導，則有着篳路藍縷之功。這些給人耳目一新又充滿着科學精神的思想，無疑給近代中國的思想界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不僅資產階級維新派深受其惠，從中找到了與封建主義作鬥爭的思想武器;就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李大釗等人，也從他的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救國的道理，學習到了西方先進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因此，應該説嚴復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起了劃時代作用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述與思想，也有着承前啟後的歷史地位。他所介紹的科學知識以及民主政治的思想，固然還不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要求和提倡的“德先生”與“賽先生”相比，但終究也不能忽視它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產生的思想啟迪及歷史影響。

然而，嚴復絲毫也不能逾越歷史所許可的範圍，來發揮他的智慧和才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環境，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兩面性的特點，不能不在他的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這一點限制着嚴復在近代思想史領域取得更大的成就，為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做出更大的貢獻。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資本主義的暫時繁榮已經過去，嚴酷的現實把嚴復早年所幻想的資本主義的設想打得粉碎。與維新派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在內的許多思想家一樣，他從前以《天演論》為最高原理，可以得出中國必然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結論，到了這時，也認為“因天演之利用，則所存在皆劣，顧劣者終亦不存，而亡國滅種之終效至矣”(《學衡》六期);他把自己早年所謳歌的資本主義文明，總結為“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轉而回過頭去研究傳統哲學，認為“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竊嘗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書五經”。改良主義的立場還使他對十月革命持批評的態度，甚至對封建帝制的復辟也持明顯的同情立場。這一思想傾向與他早年的戰鬥性格截然不同，卻又有着一脈相承的必然性。這一點無論從他早年對封建帝制的情感上的留戀中，還是從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中，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直至去世前夕，他還留下遺言説：“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由此可見，嚴復在運用西方思想武器改變中國現狀的願望無法實現，又發現資本主義也不能解救中國的情況下，必然地選擇了向傳統文化尋求濟世良方的道路。

三、生平年表

1853年12月10日(咸豐三年十一月十日)嚴復出生於福州南台的中醫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嚴復父親病逝，學館中輟，嚴復放棄走科舉“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駕駛，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為該學堂第一屆畢業生，先後在“建威”、“揚武”兩艦實習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選用道員資格，改名復，字幾道。

1877年3月(光緒三年二月)赴英國學習海軍，與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結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緒五年五月)畢業於格林尼茨皇家海軍學院(The Royal Naval College，Greenwich)，回國後，被聘為福州船政學堂後學堂教習。

1880年(光緒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

1889年(光緒十五年)報捐同知銜，以知府選用，派為北洋水師學堂會辦。

1890年(光緒十六年)升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但因與李鴻章不合，有意退出海軍界，另謀發展。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戰爭後在天津《直報》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救亡決論》等文，主張變法維新、武裝抗擊外來侵略。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創辦俄文館，並任總辦，俄文館為中國最早的俄語學校;幫助張元濟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資助梁啟超與汪康年在上海創辦的《時務報》。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彙編》，宣傳變法維新;將《天演論》在《國聞報》報上連續發表。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光緒帝命嚴復來京覲見，闡述變法主張;改捐同知;撰《上光緒皇帝萬言書》;9月《國聞報》因報導戊戌政變的詳情，被清政府勒令停辦。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嚴復離開天津，避居上海;參加唐才常發起的“中國議會”，被選為副會長;創辦名學會，講演名學。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應開平礦務局總辦張冀邀請赴天津主開平礦務局事，後任該局總辦。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

1904年(光緒三十年)辭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一職，回到上海。

1904年冬發生開平礦業局訴訟事件，被邀前往英國倫敦進行交涉。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孫中山由美洲到達英國，特意去拜訪嚴復，二人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回到上海，協助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任復旦公學校長，為該校第二任校長;被安徽巡撫恩銘聘去任安慶任安徽師範學堂監督。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恩銘被刺，嚴復離開安徽師範學堂。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學部審定名詞館總纂。

1909年5月(宣統元年四月)被派充為憲政編查館二等諮議官、福建省顧問官。

1910年1月17日(宣統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賜予文科進士出身。

1910年(宣統二年)海軍部授為協都統，後任資政院議員。

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任首任校長;11月辭去校長職務。

1913年總統府外交法律顧問;發起組織孔教會，並以任為首領。

1914年1月26日被舉為約法會議議員;後被任為參政院參政。憲法起草委員。

1915年5月嚴復被袁世凱聘為憲法起草員;8月23日籌安會宣佈成立，嚴復列名為籌安會的發起人，支持袁世凱復闢帝制。

1916年袁世凱死後，國會要求懲辦禍首及籌安會六君子，嚴復避禍於天津。

1917年對張勛復辟表示同情。

1919年五四運動認為支持學生運動的蔡元培不識時務。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無效，回到福州養病。

1921年10月28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與世長辭，終年69歲。

四、主要著作

1.《嚴幾道詩文鈔》

2.《愈壄堂詩集》

3.《嚴幾道文集》

4.《侯官嚴氏叢刻》，嚴復撰，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

5.《嚴侯官先生全集》，嚴復撰，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

6.《嚴復集》，中華書局，王栻主編，北京，1986年

五、主要論文

1.《論世變之亟》(天演論序)，《直報》，1895年

2.《原強》，《直報》，1895年

3.《闢韓》，《直報》，1895年

4.《救亡決論》，《直報》，1895年

六、創辦報業

1.《國聞報》1897年10月26日創刊，日刊

2.《國聞彙編》1987年11月26日創刊，旬刊

七、主要譯著

1.《天演論》，赫胥黎，1896年～1898年

2.《原富》，亞當斯密，1901年

3.《社會通詮》，甄克斯，1903年

4.《羣學肄言》，斯賓塞，1903年

5.《羣己權界論》，約翰穆勒，1903年

6.《穆勒名學》，約翰穆勒，1903年

7.《法意》，孟德斯鳩，1904年～1909年

8.《名學淺説》，耶方斯，1909年

什麼是國學？

“國學”又稱“漢學”或“中國學”，泛指傳統的中華文化與學術。它包括中國古代的思想、哲學、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旁及書畫、音樂、術數、醫學、星相、建築等諸多方面。

“國學”這個名詞產生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但是“西學東漸”改良之風正值熾。張之洞、魏源等人為了與西學相對，提出“中學”這一概念，並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方面學習西方文明，同時又恢復兩漢經學。“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等發起新文化運動，將中國的落後捱打歸罪於二千年來的封建制度，歸罪於以孔子和四書五經，提出“打倒孔家店”等激進口號。但胡適等人在運動後期則針對性地提出“整理國故”口號，主張“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力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出中西文明的有機結合點，為中國的新生尋找出路。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隨着批判胡適洋奴買辦哲學和資產階級唯心史觀，以及歷次的文藝批判運動，“國學”作為一個口號或名詞已基本消失。只是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隨着“愛我中華”之風日熾和“中國崛起”口號之響起，尤其是“孔子學院”在海外的遍佈和祭孔大典在國內的連續上演，“國學”方在海內外以前所未有的熱度火起來。但是“黃河之水天上來，挾泥沙俱下”。一些文化投機者也看準這個“牛市”，將陰陽八卦、讖緯迷信、星相占卜、特異功能、巫婆神漢、建陰宅、拜神廟，乃至恢復繁體字，倡導小學生讀經，都貼上振興“國學”的標籤。

關於中華文化的特徵，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將其概括為十四點，即：廣土眾民;偌大民族的同化融合;歷史悠久，並世中莫與之比;明明白白有偉大力量，又的的確確指不出來其力量所在;歷代不變的社會，停滯不進的文化;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家庭是中國人第一重要的生活;中國學術不向着科學邁進;民主、自由、平等一類要求不見提出，法制之不見形成;建國之基礎以道德倫常禮教，而不以法律，道德氣氛特重;以儒學為主體的多元文化是中國社會牢固的安定力，使得它經過無數次的大小變亂仍不解體;兵民合一，全國皆兵;孝的文化;“隱士”是中國的特產。

國學包括中國古代的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版本學社會科學知識，以及醫家，農學、天文、曆法、算法、術數等自然科學知識，其中以儒家哲學為主流。國學的分類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四庫全書”的分類方法，它把國學分經、史、子、集四大類。“經”是指儒家經典，如《詩經》、《論語》、《孟子》、《孝經》等，後來又增加一點語言訓詁學方面的著作，如《爾雅》;“史”指一些史學著作，包括通史，如司馬遷的《史記》、鄭樵的《通志》，斷代史，如班固的《漢書》，陳壽的《三國志》、歐陽修等的《新五代史》等;政事史，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等;專詳文物典章的制度史，如杜佑的《通典》、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等;以地域為記載中心的方誌等。“子”是指中國歷史上創立一個學説或學派的人物文集。如儒家的《論語》、《孟子》、《荀子》，法家的《韓非子》、《商君書》，兵家的《孫子》，道家的《老子》、《莊子》，以及釋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説家皆入“子部”。“集”是歷史上諸位文人學者的總集和個人的文集。個人的稱為“別集”，如《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荊公集》等;總集如《昭明文選》、《文苑英華》、《玉台新詠》等。四庫未列入的一些古代戲劇作品如《長生殿》、《西廂記》、《牡丹亭》也屬集部。

另一種是按內容分類，開始分為三類：義理之學，闡明事物道理，也就是哲學;考據之學，從事歷史研究，也就是史學;辭章之學，從事詩詞散文以及章奏、書判等實用文體創作的，就是文學，及今天所説的文史哲等社會科學。後來又有人在此基礎上又加了兩個以補其不足：一是經世之學，即治國馭民的政治、經濟、法律等社會科學知識;而是科技之學，即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知識。